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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前，中東與中美新型大國關係建設的機遇與挑戰主要來自阿拉伯國家的政治與社會轉型、能源安全、反恐問題、中東熱點問題。雙方既有共識，又有分歧。在中美新型大國關係的建設中，雙方應增進共識和相互理解，妥善處理雙方在中東事務上的分歧，使其不至影響到中美關係的大局。
　　轉型與動蕩相互交織構成了2013年中東地區形勢的典型特征，轉型之難和動蕩之痛交互影響，使中東地區秩序與地區格局處在艱難的重建過程之中。
　　在2013年，阿拉伯國家的政治與社會轉型已進入更加艱難的深水區，宗教與世俗、民主與民生、改革與穩定的矛盾異常尖銳，已經發生政權更迭的埃及、突尼斯、利比亞、也門的政治與社會轉型依舊困難重重，埃及“二次革命”廢黜穆爾西政權構成了轉型國家動蕩的風向標；其他尚未發生政權更迭的阿拉伯國家也在謀求程度不等的改革，但均面臨國內外的嚴峻挑戰。與此同時，敘利亞內戰的久拖不決及其外溢效應不斷擴大、利比亞戰爭後遺症頻繁發作、國際恐怖主義強勢反彈、街頭政治和民粹主義泛濫，都使中東地區局勢處於嚴重的動蕩之中。
　　從地區格局變化的角度看，美國中東戰略的收縮構成了影響中東地區格局異常複雜的深刻根源之一，敘利亞問題和伊朗核問題從高度緊張、一觸即發到趨於緩和的轉向，俄羅斯中東外交亮點頻出，沙特、土耳其、伊朗、以色列等地區大國的地位變化與政策調整，都與美國的戰略調整密切相關。
　　阿拉伯艱難轉型之苦
　　在政權更迭後，埃及、突尼斯、也門、利比亞四國已相繼建立民選政權或過渡政權，在政治上大多都實行了多元化、多黨制、議會民主選舉，但他們普遍面臨宗教與世俗矛盾加劇、經濟與民生問題嚴重惡化、地方和部落勢力坐大、社會動蕩不安、宗教極端主義和恐怖主義強勢反彈等問題的嚴峻挑戰。
　　埃及的政治過渡因“二次革命”陷入困境，支持和反對穆斯林兄弟會的勢力發生嚴重衝突，圍繞宗教和世俗兩大陣營的極化和對立嚴重，街頭政治泛濫和教俗分裂並使埃及仍然面臨著發生“三次革命”的危機。伊斯蘭復興運動黨執政的突尼斯同樣動蕩不安，反對黨領袖兩次遭暗殺，民眾抗議浪潮頻仍，嚴重影響了突尼斯的政治穩定。在利比亞和也門，國家政權脆弱、治理能力低下，地方勢力和部落勢力藉機不斷擴大影響，不僅對民族和解和政治重建構成掣肘，同時也使地方和部落成為極端主義勢力盤踞的中心。沙特領導的海合會國家和約旦摩洛哥同為君主制國家，它們對內謀求自上而下的改革，對外謀求海合會擴軍，形成君主制國家的“神聖同盟”，以圖聯合自保，但仍然面對內外形勢的嚴峻挑戰，尤其是曾陷入動蕩的巴林和約旦的壓力更大。蘇丹、索馬裡、阿爾及利亞、伊拉克、黎巴嫩等阿拉伯國家也存在著程度不等的動蕩。
　　恐怖主義反彈之猛
　　在西亞地區，在也門政局持續動蕩、敘利亞內戰陷入僵持、美國從伊拉克撤軍等因素的影響下，“基地”組織阿拉伯半島分支和伊拉克分支的活動日趨猖獗，並積極向敘利亞進行滲透，“基地”組織與來自全球的極端分子赴敘利亞進行“聖戰”，已經使敘利亞成為繼也門、伊拉克之後西亞地區又一恐怖主義活動的大本營。
　　在北非及其周邊區域，盤踞在阿爾及利亞的“基地”組織伊斯蘭馬格裡布分支與近年來崛起的索馬裡“青年黨”、尼日利亞“博科聖地”組織等恐怖組織，利用北非阿拉伯國家動蕩、利比亞戰爭、馬裡內戰等地區性危機，大肆進行恐怖活動，並已經在北非、東非和西非形成鼎足之勢。
　　恐怖主義在中東強勢反彈的原因主要有三：第一，轉型阿拉伯國家宗教與世俗勢力的嚴重對抗、地方和部落勢力坐大、經濟與民生問題的持續惡化、利比亞戰爭後遺症、敘利亞內戰久拖不決及其外溢效應不斷擴大，均構成了有利於恐怖主義發展的肥沃土壤；第二，“基地”組織利用轉型阿拉伯國家的嚴重困難和利比亞戰爭、敘利亞內戰等地區熱點問題，積極進行意識形態和策略調整，力圖將“阿拉伯之春”引向“基地”組織的發展軌道，使其生存能力和適應能力不斷增強；第三，美國中東戰略和反恐戰略收縮使恐怖主義面臨的反恐壓力下降，而美國在中東變局中執行雙重標準，違反國際法越境打擊導致大量平民傷亡，則進一步加劇了中東地區反美主義情緒的高漲，都構成了有利於恐怖主義發展的重要因素。
　　地區格局變動之快
　　2013年中東地區格局的複雜變動依然是阿拉伯大變局以來地區力量消長與重組的繼續，突出表現為阿拉伯世界、土耳其、伊朗、以色列四大傳統力量以及阿拉伯世界內部不同力量的分化與重組。從總體上看，在阿拉伯大變局持續三年後，在地區國家中已經很難找到真正的、恆定的受益者。2013年的突出變化是阿拉伯大變局對地區國家影響的得失利弊不斷變化，導致地區大國力量的不斷消長，使中東地區格局呈現出“碎片化”的態勢。
　　阿拉伯世界的整體性衰落在持續加深，內部分化更趨明顯，即使是一度被視為阿拉伯大變局受益者的海合會尤其是沙特，也因美國戰略調整尤其是敘利亞和伊朗政策的調整而陷入尷尬，並無奈地通過拒絕擔任聯合國非常任理事國表達對美國的抗議。
　　土耳其積極介入中東地區事務，試圖成為地區主導力量，但已明顯力不從心，土耳其支持的埃及穆爾西政權被廢黜、敘利亞局勢變化及難民衝擊、推廣土耳其模式受阻、庫爾德問題反彈、國內民眾抗議等事態，都限制了土耳其成為地區領袖的抱負。
　　伊朗地位的變化更是起伏跌宕，阿拉伯國家的動蕩和衰落曾令伊朗處於有利地位；不久後敘利亞危機導致地區盟友遭到削弱，西方經濟製裁和軍事威脅又使其陷入重壓之下；但魯哈尼當選總統後美伊關係回暖、敘利亞危機相對緩和、伊核談判取得重大進展，都使伊朗周邊戰略環境出現大為改善的跡象。
　　對於阿拉伯大變局，以色列只能繼續延續靜觀其變的政策，但周邊安全環境的惡化，美國伊朗政策和敘利亞政策的改變、以色列與土耳其關係恢復尚待時日，巴以和談的僵局以及美國和西方的持續施壓，當然最根本問題在於美以關係裂痕加大，都使以色列陷入更為孤立的境地。
　　中東地區格局複雜變動的深層次根源在於阿拉伯大變局的衝擊，以及美國中東戰略收縮引發的聯動效應，而敘利亞危機和伊朗核問題兩大熱點問題則以更直接的方式，牽動中東地區格局的調整，中東地區大國利弊得失和地區地位變化，幾乎都與美國中東戰略調整導致兩大地區熱點問題走勢發生轉折性變化密切相關。
　　美國戰略調整之困
　　奧巴馬任職以來，已經接近完成從伊拉克和阿富汗兩場戰爭中撤軍的目標，這實屬來之不易。為避免因再度深陷中東而掣肘重振經濟和重返亞太等內外戰略，戰略收縮構成了2013年美國中東戰略的典型特征，這在本質上源於美國主導全球事務戰略能力的下降以及戰略意願的不足。
　　美國中東戰略調整的特點包括：第一，在軍事上，奧巴馬政府十分剋制，力求將軍事干預的風險降到最低，避免美國在中東再次陷入戰爭泥潭。第二，在外交層面更加重視多邊外交和公共外交。第三，美國對中東轉型國家的援助往往口惠而實不至。第四，美國的中東反恐戰略更趨功利化，更加重視無人機打擊和特種部隊定點清除等手段。
　　奧巴馬在中東推行務實外交的原因主要有四：首先，在國力衰落和國內財政困難的背景下，美國力圖通過在亞太和歐洲建立TPP和TTIP來重建國際秩序，極力避免中東再次陷入戰爭泥潭；其次，美國國內在中東政策上存在嚴重分歧，歐洲盟國及北約成員內部也分歧明顯；再次，伊斯蘭極端勢力和國際恐怖主義強勢反彈，美國不希望看到因軍事干預敘利亞導致極端勢力和恐怖組織坐大的局面；最後，奧巴馬希望通過實行“戰略模糊”的超脫政策，為中東政策調整留有空間和餘地。
　　儘管如此，美國仍然是中東事務的主導者。事實表明，無論是敘利亞危機化武換和平的安排，還是巴以和談與伊核談判的重啟，都是在美國的安排下得以實現的。2013年俄羅斯的敘利亞外交風光無限，但尚無法在中東事務中全面發力；歐洲國家在總體上仍然是美國中東戰略的配角；中國對中東的影響力雖有所增強，但尚缺乏對中東事務施加重要影響的硬實力和軟實力及戰略意願。
　　當前，美國中東戰略調整的目標是既要避免類似伊拉克戰爭的深度卷入，又要保持對中東事務的主導權。當然，最終解決敘利亞危機和伊朗核問題，安撫沙特、以色列等地區盟國的嚴重不滿，推動巴以和談取得實質性進展，確保美國撤軍後伊拉克和阿富汗局勢的基本可控，重新塑造美國在中東的國際形象，都是美國中東戰略面臨的嚴峻挑戰。
　　中國的應對之策
　　首先，中國應針對阿拉伯國家的多元，統籌雙邊外交與多邊外交的關係。阿拉伯國家發展的不平衡性和差異性不斷增強，使利用中阿合作論壇統籌中阿關係的難度將進一步增強。因此，中國應在進一步加強中阿合作論壇機制建設的基礎上，加強對阿拉伯國家差異性的認識，並開展有針對性的雙邊合作。海合會國家應成為中國發展經貿關係的重點，並應在2014年重點推進中國與海合會的自貿區談判；轉型阿拉伯國家次之，加強與轉型阿拉伯國家治國理政經驗的交流、介紹中國改革開放經驗，適當進行投資和經濟援助應成為工作的重點；對於前途未卜、穩定缺失的阿拉伯國家，應加強對政局及各派政治力量的研判，圍繞勸談促和做適當的外交工作，經濟投資應適當謹慎。
　　其次，在中美新型大國關係框架下，加強對中東事務的磋商。當前，中東與中美新型大國關係建設的機遇與挑戰主要來自阿拉伯國家的政治與社會轉型、能源安全、反恐問題、中東熱點問題。雙方既有共識，又有分歧。在中美新型大國關係的建設中，雙方應增進共識和相互理解，妥善處理雙方在中東事務上的分歧，使其不至影響到中美關係的大局。第一，中國應該對中美雙方對中東事務的影響力的巨大落差有清醒的認識，並通過多做解釋工作降低美國和地區國家對中國的期待，使美國認識到中國在中東事務上尚不能發揮西方和地區國家所期待的重大作用。第二，中國應圍繞中東問題，塑造有利於中美關係的輿論環境。在中國外交不斷強調人類共同利益和全球治理的背景下，簡單從零和博弈角度看待中東問題在中美關係中的作用，無疑是一種簡單、狹隘和片面的功利化思維，既無助於中國負責任大國國際形象的塑造，也無助於中美圍繞中東事務建立互信。
　　最後，進一步加大對中東國家公共外交和人文外交的力度。在總體上，中國對中東的公共外交仍存在規模小、頻率低、投入有限、官方色彩濃厚等問題，經濟援助規模較小和顯示度不足的問題依然存在，外交主體單一和外交渠道相對匱乏的缺陷仍然沒有得到徹底改變。當前，阿拉伯國家對中國就敘利亞問題投否決票的不滿得到一定緩解、敘利亞危機由於化武問題重回聯合國軌道、海灣阿拉伯國家對美國的敘利亞政策和伊朗政策不滿都使中國對中東的公共外交面臨較為有利的環境，因此，中國應加強非政府組織、民間團體、企業、媒體、智庫、青年等多元外交主體建設，通過民間交往、宗教交往、人文交流等渠道，加強與中東國家的社會交往，夯實中國中東外交的社會基礎。
　　（原標題：阿拉伯國家轉型進入深水區）